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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華:知識社會視野下高等教育的隱憂與超越

              來源:高校教育管理作者:王建華發布:2022-07-05 14:31分享:

              作者簡介

              王建華,教授、博導,教育學博士,從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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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王建華. 知識社會視野下高等教育的隱憂與超越[J]. 高校教育管理, 2022, 16(0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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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知識社會的到來凸顯了知識之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但也加劇了高等教育中知識生產、傳播與應用的功績主義和經濟主義。長期以來,學界更加關注知識社會的來臨為高等教育發展帶來的機遇,而較少注意隱藏在“知識社會”這一“具有規范性的現代性視野”背后的功績主義和經濟主義價值觀對于高等教育發展的消極影響。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一定是工業化的高等教育為適應知識社會的到來而轉型發展,而不是知識社會為適應工業化的高等教育而停滯不前;在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高等教育系統有機會也有責任通過深度變革彰顯其引領作用,并避免“知識經濟視野”禁錮高等教育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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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知識社會;知識經濟;高等教育;經濟發展;優績主義

              圖片


              面對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中知識地位的變化,大學在看到更多機遇的同時往往忽視了面臨的挑戰。有人甚至簡單地認為大學因為知識重要性的提升而變得越發重要。事實則沒有這么簡單?!坝筛叩冉逃?、研究和改革的現代化理論家所宣布的光彩未來以‘知識社會’的主題作為口號。就像任何具有規范性的現代性視野一樣,這個視野在揭露的同時也同樣遮蔽了正在進行的改變。人們將會通過更為分析性和批判性的方式來努力覺察出部分的真相,以及對于當代高等教育復雜性的不了解。知識社會這個一致主義的主題通常掩蓋了知識經濟(即是說,事實上,知識是完完全全服務于經濟的),后者是一個多樣的主題,即大量新的不平等,地區歧視、民族歧視和國際歧視?!惫I社會中,大學是高深知識生產的最主要的制度性場所,但在后工業社會,高深知識生產的機構日益多元化?,F代大學在高深知識生產與傳播方面的壟斷地位正在發生變化?!按髮W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受到時間的限制而停滯不前,從而落后于以技術革新為象征的前進著的產業社會,兩者之間產生了差距。在大學中獲得的能力明顯地表現出陳舊落后的趨勢?!逼浣Y果是,真正引領知識創造價值乃至于站在科技前沿的是高科技公司而不是大學。高等教育改革中那些夸張的修辭或政策性口號或許可以凸顯大學在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中的主觀重要性,但如果不恰當地將用于宣傳的口號或文學性的修辭當成既成的客觀事實可能會誤導大學的發展。根據社會系統功能分化的基本原理,不同類型的組織屬于不同的社會領域,遵循著不同的場域邏輯,并承擔著不同的任務。無論是在工業社會還是在后工業社會,高等教育本質上都是文化場域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完成求真育人的根本任務,其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責任也將成為泡影。

              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作為文化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務不是通過高深知識生產促進經濟發展而是求真育人,我們不能因為需要大學承擔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責任而動搖其求真育人的根本任務。在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中,知識的確可以創造價值,但知識本身并不必然創造價值;知識能否創造價值主要取決于外部的社會條件和制度安排,而非知識本身?!熬拖裰贫扔绊懍F實生活中的行為和激勵因素一樣,他們會決定國家的成敗。個人才能在社會的每個階層都很重要,但是需要一個制度框架把它轉化成積極的力量?!备叩冉逃l達國家可以因為擁有世界一流大學從而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競爭中占據先機,但這并不意味著高等教育后發國家在其他社會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同樣也可以通過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進而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競爭中脫穎而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高等教育的大發展與其說是證明了高等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不如說是反映了機緣或時代機遇之于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性。隨著戰爭的結束以及經濟社會的恢復,當時人們對于發達的工業社會有一個理論上的構想或假定,即知識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將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要實現知識創造價值就需要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從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邏輯出發,高等教育不被看作是一種爭取社會進步的教化力量,而被看作是在創造財富過程中的一種必要的處于供給一方的因素。世界各國在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為了方便行政系統人力資源管理,會通過制度安排假定一個人受教育的年限和對知識、技能的掌握成正比,也與生產力水平成正比。換言之,現代社會中受過更長時間教育或更高等級教育的人被認為更有資格在社會分工中獲得更重要的崗位,從事更重要的工作,并擁有更高的薪酬。這種假定在特定的教育發展階段和經濟社會條件下是有效的,也是符合事實的。實踐也證明,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8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發展不但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而且帶來了社會的繁榮。結果就是,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刺激了各國政府進一步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其希望通過高等教育的比較優勢進一步擴大經濟優勢。但事實上,隨著更多的國家實現了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教育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并未呈現預期中的強相關。無論是教育普及率、平均受教育年限還是高等教育質量,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均沒呈現某種強相關性或因果律。實踐中既有教育高普及、經濟低發展的,也有教育低普及、經濟高發展的;既有高等教育優質,經濟相對強勢的,也有高等教育優質,經濟相對弱勢的。究其根本,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綜合性的,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只是多因素中的一種。無論是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無法單獨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高等教育的大發展之所以有效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繁榮,主要得益于當時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時代精神,并不能證明高等教育發展可以單獨決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在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過程中,基于知識和創新的經濟成為主流,但這并不意味著“知識經濟”就是“教育經濟”,“知識社會”就是“教育社會”;畢竟知識與教育之間還是存在著不小的差異。知識是教育的材料,但知識并不等于教育,教育也不等于知識;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充滿不確定性的?!霸谝灾R為基礎的全球經濟內,我們將需要其他一些思考國家財富的方式,而不是從個人技能、知識和技術的存量方面來考慮?!睂嵺`中,那些可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知識不僅僅來源于學校,學校教育的任務也不只是生產與傳播那些可應用的知識,更不是所有學校教育中的知識都能創造市場價值?!敖逃旧聿⒉荒墚a生勞動力需求。它也無法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o側’改革本身不會創造就業或就業增長?!瓋H僅關注就業教育或培養創業技能的教育是錯誤的。教育應該使人們能夠為自己、家庭和社區創造長期的社會和經濟福利?!蓖瑯拥?,我們也不能指望高等教育發展自動帶來科技產業的突破,更不能寄希望于有了科技上的突破,市場就會自動吸收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型”勞動者。近年來,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也沒有證實技術的革新,尤其是信息技術的進步會創造大量技術工作機會,消除不合意的工作,讓大家都生活得輕松自在。相反,其最重要的影響卻是擴大了部分知識階層和其他人之間的差距,前者在新的全球經濟中如魚得水,而后者仍然生活在“紙上作業”的時代。

              當前在知識社會視野中,大學與社會間的邊界日益模糊?!皠撔买寗影l展”“知識創造價值”“高排名等于核心競爭力”等口號的盛行使得高等教育的宗旨發生了動搖和偏移。政府和市場以“社會責任”為說辭,以部分創新創業型大學在產業領域的成功為證據或范例,將高等教育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從政策層面上聯系在了一起。一所大學如果沒有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就會被認為是沒有盡到社會責任,就有可能被政府和社會問責。歷史和實踐證明,高等教育的合法性植根于滿足社會需要和專業期望之中,大學可以促進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也是不爭的事實。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由此反推出大學總是能夠并必須致力于促進經濟發展?!爸挥薪洕拍茉炀徒洕??!眱炠|的高等教育無法自動造就經濟奇跡。雖然一些發達國家同時也是高等教育強國,但我們不能因此就簡單地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之所以發達就是因為該國高等教育強大。對于知識社會而言,優質的高等教育充其量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敖逃⒉皇巧唐?。盡管有些大學在某些運營方面表現得像公司,但是大學的使命始終是知識的進步和對學習帶來豐厚回報的展示。當大學‘走向世界’,他們的行為是由這個使命來指引的(至少理想狀態下),而不是政治或經濟的目標。把大學對于全球化的應對舉措簡化為以政治和經濟為目標是錯誤的?!笨陀^而言,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在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中脫穎而出,主要取決于其他諸多相關條件和社會基本制度是否完備,而不只是這個國家的高等教育質量或大學是否是世界一流的。根本上,“一個國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經濟績效,進而決定了與其他國家在經濟績效上的差異”。實踐中,無論是經濟社會發展還是高等教育發展都是一個動態的多重博弈過程?!翱茖W本身并不能為個人、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弊病提供靈丹妙藥。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科學都只是以團隊中一員的身份貢獻于國民之福祉?!备螞r在教育與經濟全球化競爭的框架下,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好壞也并非本國自己就可以完全決定的,而是需要與其他有競爭關系的國家進行比較和競爭。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同樣如此。雖然各國政府都高度重視高等教育的“第三使命”,為之出臺了各種選擇性的激勵政策,并創新了制度安排,但時至今日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大學在知識經濟中仍處于邊緣地位。事實證明,“盡管大家都雄心勃勃地表示會推動更廣泛的參與,但是實際上在過去15年左右的時間里,高校研究的增資僅在于增加科學出版物的數量,強化卓越科學的全球競爭”。在全球化的框架下,伴隨著情境條件的改變,無論是高等教育的發展還是經濟社會的發展均充滿著不確定性或偶然性。先發有先發的優勢,后發也有后發的優勢;同樣的,先發有先發的代價,后發也有后發的劣勢。隨著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的到來,不同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對此做出的反應存在很大差別,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成果也各不相同。一部分順應了知識和創新經濟發展需要的創新創業型大學在知識經濟中占據了先機;而那些沿襲研究型大學的“黃金標準”,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努力在排行榜上進行“攀登”的后發大學則正在失去轉型發展的機會。前一類大學集中在先發的中心國家,他們的大學處在改革的前沿;后一類大學則集中在后發的邊緣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他們的大學始終處在追趕中。和經濟發展中的后發劣勢一樣,大學發展上的后發劣勢也容易使追趕型國家的大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教育轉型相對滯后,后發國家的大學難以在知識社會中實現真正的卓越。當追趕型國家以發達國家的研究型大學為標準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時,那些發達國家的世界一流大學已經轉換發展范式,在一套新的機會協議或一種新的教育社會契約之下開啟了新的征程。

              知識經濟視野之于高等教育的局限

              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蔓延使得人們普遍認為市場個人主義是提高生產力、增進個人幸福感與實現社會進步的唯一路徑。與此同時,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發展在很多國家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繁榮,以此為基礎的人力資本理論也隨之盛行。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當更多國家以人力資本理論作為政策依據,希望通過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來振興經濟時,卻無法實現預定的目標。根據人力資本理論,個人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整個經濟體的成功是依賴于人們廣泛而有效的對自身的投入,而當前的實際情況卻是人力資本必須遵從回報遞減的法則。這不是因為人力資本理論存在某種致命的錯誤,相反,無論是“信號模型”“篩選假設”“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還是“社會化理論”等,均不能推翻人力資本理論的合理“內核”,即通過教育可以增進人的知識和能力,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而是說明了對于經濟發展實踐而言,無論何種理論都是情境性的,受外部條件制約的,不是無條件、普適的。和其他經濟理論一樣,人力資本也只是一種經濟教義,并非是自然法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高等教育的大發展為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的興起創造了條件,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的到來反過來也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但問題的另一面在于,知識經濟并不是知識社會的全部,大學也不能等同于知識經濟的引擎。由于對“教育知識經濟”三者關系的復雜性考慮不充分,知識社會的到來給部分國家和大學造成了某種錯覺,以為知識經濟就是“大學經濟”或“高等教育經濟”。大學與經濟之間的新關聯被國際上占主導的高等教育(英語國家的高等教育)和機構報告呈現為一切大學制度的未來。結果就是,很多國家因為知識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提升,將教育作為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基石,不斷加大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在經濟主義主導下,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政府將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作為贏得“知識之戰”和“人才之戰”的法寶。在政府加大投入的政策刺激下,高等教育系統也傾向于認為知識社會為其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不斷新增學院和專業、招聘新教師、擴大規模、提高學位授予的數量和層次,并努力在學術錦標賽中競爭最佳位次,將世界一流大學當作“進入知識經濟的跳板”或“國家戰略建設的重點之一”?,F在的問題在于,高等教育系統如果依然延續工業社會中固有的知識生產模式、人才培養模式和發展模式,無論是基于實驗室、圖書館還是基于田野調查、大數據分析所生產出來的知識都不會自動成為創造價值的“原材料”。那些基于文獻計量學排名上佳的一流大學也不會自動成為國家贏得經濟競爭優勢以及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引擎。誠如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所言:“真正的困難在于人們對教育的真正含義一無所知。我們評估教育價值的方式與我們評估土地價值或股票市場價值的方式相同。我們只想提供能使學生掙得更多的教育。我們幾乎沒有考慮過受過教育的人的品質的提高?!痹谥R社會里,知識之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并不能簡單等同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大學排名的重要性。盡管國際上一致認同人力資源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但是如果認為國家的繁榮完全取決于教室和各級各類學校中發生的事情,那將是一個錯誤。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高等教育或世界一流大學在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中不重要。相反,對于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而言,發展高等教育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至關重要。問題的關鍵在于,當下適應工業社會需要的高等教育系統要適應以知識為基礎的后工業社會的需要必須率先完成教育轉型。換言之,高等教育發展要成為能夠解決知識社會面臨問題的“方法”,而不能成為知識社會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此外,雖然知識社會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但這并非意味著所有知識和創新都可以直接轉化為價值。知識社會基于知識和創新的經濟只不過意味著知識和創新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所占的比重較之工業社會更大。質言之,知識社會中的經濟雖然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但高等教育系統中的知識和創新卻無法直接轉化為價值?!岸嗄陙?,我們一直沉醉于信息時代的美好前景中?!屡c愿違,我們看到大學畢業生正在從事遠遠低于自身知識水平的工作,對簡單的體力從業者的需求超過了對有專門技能的專業人士的需求?!睂τ诟叩冉逃到y而言,它可以提供各種知識和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原材料”,但這些“原材料”要產生經濟價值還需要企業付出更多的資本對其進行改造。具體而言,觀念狀態的知識和創新要想創造價值必須實現“可操作化”,并通過“編碼”以“標準化”和“規?;钡姆绞侥Y于具體產品或服務中?!叭绻?0世紀為我們所帶來的東西描述為是機械泰勒主義,那么,21世紀就是數字泰勒主義時代。這包括將管理者、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的知識型工作轉變為操作型知識,具體的轉變方式是通過對管理者、專業人員以及技術人員的知識型工作進行收集、編碼以及數字化處理,然后生成軟件包、模板和規章,這些軟件包、模板和規章能夠被轉移到任何地方,被其他人來操控?!睂τ诖髮W來說,無論何種意義上的知識和創新都只是暫時的,大學存在的一個重要理由或功能就是不斷地推翻或破壞已有的知識和創新成果。高等教育實踐中追求真理和實現人的卓越沒有終點。但對于企業而言,一旦完成了對某種知識和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在收回成本并獲得最大化利潤之前會主動抑制對既有產品或服務的“破壞性創新”?!斑@順應了一個極為穩定的趨勢,那就是,隨著創造性破壞風暴而來的便是對創造性的破壞?!睂τ诖髮W而言,知識具有公共性和無私利性,創新本身既是共同利益也是為了共同利益;一旦將大學的知識和創新與驅動經濟發展緊密聯系起來,在專利和知識產權制度下,大學的公共性就會受到營利性動機的侵蝕,共同利益就會讓步于國家、企業或個人的私益。表面上看,通過專利轉讓或科技成果化,大學從中獲得了辦學資源,企業也獲得了知識和創新成果,經濟似乎也因此獲得了可持續發展;但事實上,這些知識和創新成果所產生的利益分配并不公平或極不公平,極少部分人從知識和創新中獲得了絕大部分的收益,而絕大部分的人并沒能從中受益,反倒為了得到這些與知識和創新相關的產品或服務付出了高額的代價。專利和知識產權制度在激勵創新創業的同時也可能會降低知識創新和學術創業的速度。對于那些高科技企業來說,最重要的并不是絕對的創新或創新本身,其創新的目的更多是為了超越或戰勝競爭對手,而不是為了共同利益。這種為了私益的創新對于高科技企業而言是理性的策略,但對于作為共同利益的高等教育而言可能就是壞的選擇。在高等教育系統中“研究是對未知事物的探索,并且必然充滿不確定性。常規方法、傳統和標準都會對科學研究產生抑制作用??蒲懈緹o法在一個以經營或生產作為評價和檢驗標準的環境中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對于科學研究而言,個人無論如何聰明都不可能獨自做出原創性的發明創造或實現突破性的創新,個人的成就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識和創新的基礎上,同時也少不了其他的社會成員或組織機構的支持。但現有知識產權和專利制度突顯了個人才能在知識生產和創新中的貢獻,而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將對知識和創新的貢獻歸于個人才能更好地激勵人的創造性和提升其創新能力。當下以知識經濟和知識社會的來臨為借口,市場個人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無視或忽視了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共同利益和為了共同利益的價值訴求,導致了高等教育的失靈、社會的分裂以及更大范圍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如何應對知識社會的挑戰

              在基于知識的后工業社會里,隨著大學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性的提升,對大學構成威脅的力量也在不斷增多、增強?!叭魏涡再|的社會組織、思想和制度,隨著它們變得強大,削弱它們的社會力量和社會機制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睂τ诖髮W而言,由于在高深知識生產、傳播和應用方面壟斷地位的喪失,組織的卓越不能再寄希望于沒有“天敵”或“競爭對手”,而是要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獲得勝利。后工業社會中以高深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為焦點,大學不但與大學之間相互競爭,而且與非大學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其他知識組織之間也存競爭關系。在激烈競爭的過程中那些對于大學的威脅,有些是“有意的”,有些則是“無意的”。所謂“有意的”是指那些和大學功能相互重疊的組織,其在新的知識生產模式下和大學在人才與知識生產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展開直接的、正面的激烈競爭,這些新型的知識組織甚至還會憑借制度優勢在競爭中占據明顯的優勢。所謂“無意的”主要是指政府,也包括其他社會組織,這些組織與大學在功能上原本沒有直接的沖突,也沒有競爭關系,但由于對大學的功能和性質的復雜性不了解或了解不充分,單純地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科層制的邏輯出發,往往對于大學的改革和發展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或高預期,錯誤地將對高等教育的投入當成對“標準化項目的采購”。事實上,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是否成功的測度標準不在于其貨幣成本,而在于對我們的知識所做出的質量和數量貢獻。實踐中為了滿足社會的美好期望或某種政治愿景,政府會憑借行政權力通過政策規劃或加大投入驅動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政策驅動和加大投入可以促進高等教育加速發展,但如果是辦學方向發生了錯誤或偏移,就會對大學的發展造成致命的威脅。對那些來自外部明確的威脅,大學可以利用自身在人才培養上的優勢來應對,在短期內還不是最可怕的;但對那些無意的“不是威脅的威脅”,其原本可能是出于“好心”或“善意”,大學通常無法判斷,即便能判斷也無法預防或拒絕,一旦發現改革誤入歧途往往為時已晚。

              (一)以多樣化應對不確定性

              受工業社會中標準化和規?;裙S邏輯的影響,當前人們對知識社會中高等教育發展的認知存在簡單化和單一化的誤區?;谥R社會中知識和創新問題的復雜性,抽象地談論大學變革逐漸失去意義;大學的“未來”是多樣化的未來,而不是單一的未來,我們不可能為所有大學找到一個普遍適用的改革之道或萬全之策?!爱斆鎸ο到y的復雜性以及未來的行為方式時,如果篤信特定結果出現的確定性,同樣可能發生的其他場景則被忽略了。確定性是個人精神脆弱的一種表現。接受不確定性并適應之,心智的靈活性隨之提高?!苯涍^幾百年的發展,當前大學作為一類組織其內部的差異已經非常懸殊,大學與大學之間的差異一點也不比大學與非大學組織的差異小。面對同樣的挑戰,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實踐中,由于認知慣性和有限理性,我們很容易把個別大學的成功當成所有大學可以遵循的通則,把某些大學暫時的成功誤認為是引領未來的典范:當營利性大學成功上市時,有人鼓吹高等教育市場化和營利性;當創業型大學大獲成功時,有人開始為創新創業之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辯護;當MOOCs興起時,人們認為虛擬大學或泛在大學未來可期;當人工智能襲來,又有人認為實體的大學將會終結。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制度環境,不同大學亦處于高等教育系統的不同位置,并不存在唯一正確的變革之路。知名大學和新建大學面臨的挑戰是不同的,精英高等教育機構與承擔大眾化和普及化任務的高等教育機構所追求的目標也是不同的。當今時代的大學是多樣化的,大學的未來也是多樣化的,大學變革的戰略與策略選擇也必然是多樣化的。

              面對知識社會中全球化的挑戰,塞克斯頓(John Sexton)根據大學的實際區分了四種不同的策略選擇:一是可以選擇繼續走之前的光輝道路,僅僅做出最低限度的調整即可;二是采取積極的策略,在已有措施的基礎上努力創造國際化的可能性;三是會同合作學校組建正式的聯盟;四是實現大學觀念和組織結構的轉變,對于思想和人才的全球流動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對于信息技術發展之于大學的挑戰,迪米洛(Richard DeMillo)也以美國為例將大學分為三個層次:位于頂層的是精英大學,它們在爭奪學生、金錢和全球聲譽方面具有巨大的優勢;位于最底層的是營利性大學,它們是顛覆性力量,只要有意愿,它們就是可以激發顛覆式創新的高等教育的低端市場;“大多數學院和大學位于中間,那里是一流大學的資源所不能及之處,在這個區域,它們發現無法找到用手中的金錢使自己變得更有競爭力的更好的方法。在美國高等教育界,財富流向最上層和最底層,而不是中間層”。換言之,在高等教育市場上,受資源稀缺性和信息技術加速進步的影響,中間層大學在變革中面臨的風險最大。無論是塞克斯頓的四種模式還是迪米洛的三個層次都表明,面對知識社會中的挑戰,每一所大學都需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獨立做出選擇或進行回應。變革的理論是抽象的,變革的實踐則是具體的。在充滿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的時代沒有普適的對策?!跋到y‘不是根據一個單一尺度,如目的,而加以理性化的’,而是必須‘以多重功能的方式來加以組織起來?!荒茉購摹耆恢滦耘c絕對的穩定性是系統必不可少的’這種想法出發。相反地,人們必須接受一件事,就是系統偏偏需要不一致性,才能在一個原則上從來無法被完全掌控的環境中持存下來?!泵鎸χR社會的來臨,某些問題對于一些大學不構成威脅,但對另一些大學可能是致命的;還有些問題對于一些大學可能是遙遠的,但對另一些大學則迫在眉睫。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知識社會中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沒有共同的議題,也不意味著全球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沒有共同的挑戰,而只意味著我們在思考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時需要充分考慮大學的多樣性以及改革的情境性和不確定性,同時也提醒我們關于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思考絕不是只有“現實可行性”這一條進路,“未來的可能性”對于重新構想知識社會中的高等教育也同樣重要。

              (二)避免復雜問題簡單化

              當前在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們面臨著一個悖論:即“問題的復雜化”與“答案的簡單化”。如今雖然確定性正在消逝,但“人類從本質上喜歡確定性”。面對復雜的問題,正常的決策需要尋找基于事實或理性支持的證據,然后基于科學的證據給出合適的分析框架,最后在特定的框架下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但吊詭的是,隨著我們時代變化的不斷加速和答案本身不確定性的不斷增加,決策過程中領導者個人的判斷力和主觀意志進一步凸顯?!安皇苁聦嵒蚶硇灾С值恼摂嗉捌溲苌龅囊巹潯笔沟梦覀儗Α昂唵未鸢浮鄙习a,“簡單化和喊口號已經取代了在解釋和解決最棘手的社會問題時的細微差別和復雜性”。不可否認,有些看似復雜的問題,其答案原本可能就是簡單的抑或就是常識,大可不必因為答案太簡單而心存疑慮,簡單問題復雜化反倒不利于問題的解決。但還有更多的問題是真的非常復雜,沒有簡單的答案,如果試圖通過簡單化和喊口號來解決問題只能是一廂情愿。有證據表明,“一個高度創新的數字化經濟本身并不能拯救國民經濟。硅谷繁榮發展的同時,各地的傳統工業壽終正寢,由此導致大批的失業、絕望……”。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的轉型是一個漫長、復雜的系統工程,對于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也充滿不確定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也指出,“高等教育目前正經歷其漫長歷史中最不確定的時期之一”。知識社會不是高等教育等待進入的目的地,而是一個需要創造、創新和創業的地方;在此過程中,知識經濟也不是高等教育通往知識社會的捷徑,而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林中路”。

              遺憾的是,當前在知識社會的喧囂中,簡單化和口號化正在成為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時尚。大學沒有成為抵抗或逆轉這種不良風氣的理性力量,而是被這種風氣所裹挾,在錦標賽文化的驅動下熱衷于以口號替代愿景,以短期目標置換遠大理想。隨著知識社會的來臨以及知識經濟的初露端倪,簡單化和口號化行為的弊端在短期或許不易被發現,但長此以往必定會嚴重損害大學的學術文化和創新生態。高等教育機構“面臨的壓力不僅是測量和量化它們對教育和研究的貢獻,還有對用戶(學生)、創新和公民社會的貢獻。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外部壓力迫使高校自身進行創新,并更有效地闡明其不同的職能表現,以滿足利益相關者的要求,并為其繁榮發展提供可靠保證”。一旦實踐和時間足以證明大學在知識和創新方面乏善可陳,那么大學作為知識機構就會不可逆轉地被邊緣化,甚至被淘汰,而不是如理論上期望的那樣成為后工業社會的軸心機構。一旦政府、企業和社會不愿意再為大學提供研究和教學的資源,大學作為一類組織和制度將因為失靈而面臨崩潰,即便沒有完全崩潰也有可能像世俗社會中的有組織的宗教一樣,“不再位于人類思想的制高點,也不再成為日常生活的中心”,而是淪為現代社會中一個規模龐大的一般性機構,從而失去重要性。要避免這種糟糕的結局,大學需要擺脫對口號化和簡單化以及僅靠政策規劃來驅動改革的路徑依賴。政府官員以及企業未必清楚大學在知識社會中適合做什么、不適合做什么,他們對于大學表現出來的更多是基于現實的“需求”或“欲望”。

              近幾十年來,高等教育發展的功績與其說是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不如說只是擴大了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升了公眾接受高等教育以實現社會流動的心理預期和社會期待,并以高等教育中的精英主義傳統為基礎塑造了一種優績主義或精英統治(Meritocracy)的價值觀。面對知識社會的來臨,大學自身要清楚“應該推進什么、拋棄什么、創新什么”。與工業社會相比,知識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問題更加復雜,很多問題沒有固定的或唯一的答案,問題的解決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和積極參與?!敖M織研究表明,變革的潛力和可能的改革范圍總是相對有限的,而制度適應期則相對較長。因此,很難假定整個學術領域屬意的變化方向將與實際發生的一致。通常,在大學的歷史上,重大的變革范圍一方面由重新定義的傳統決定,另一方面完全由偶然性決定?!惫I社會是一個以標準化和大規模為主導的社會,而知識社會的根本則在于個性化、創新和創造。與工業社會具有明確的或一致性的軸心機構不同,知識社會不再有清晰的主軸,人們能觀察到的將是各種充滿張力的分裂的場域。為了應對知識社會的挑戰,我們既需要改變個人與組織、社會之間的關系,也需要更新智力的內涵、拓寬智力的邊界?!爸橇σ驗楸惑w制約束‘在其中’,所以無法完全自由。它沒有真正的選擇自由,而只能從制度備好的各種可能性中進行選擇。智力必須遵循制度邏輯。它是體制內在固有的。不同的體制定義不同的智力?!痹诙嘣橇Φ目蚣芟?,每一個人都應是成功者,我們不能為了便于操作,在將少部分人篩選為學業精英的同時將大部分人認定為失敗者?!敖逃贫染兔媾R著這樣一個問題:一方面它要擁護更大的平等機會,另一方面又要將大多數人定義為學習不及格的學生,以此遏制他們的熱望和抱負。教育機會實質上存在著一個矛盾:一方面要努力提拔為數不多的‘有才能的人’,另一方面又要試圖‘撫慰’大多數人?!敝R社會的繁榮需要以腦力和智力為基礎,需要通過彼此的合作,最大限度地集中所有人的智力,發揮所有人的才能,而不能以優績主義為借口,不斷強化教育的篩選或選拔功能,以競爭為名肆意浪費人的天賦和潛力。如果對智力的概念和成功的標準不加反思,在經濟主義和市場個人主義框架下以競爭為工具所激起的“創造性破壞”最終也會破壞個人的創造性?!耙獙⑿碌南敕☉糜趯嵺`,必須依賴于標準化,而標準化卻讓雇主對工作場所擁有了更大的控制力。概括地說,新技術提高了人們將知識型工作轉化為操作型知識的可能性,從而導致越來越多的技術工作、管理性工作以及專業性工作可以實現標準化?!碑斎?,無論是通過高等教育改革創立新的社會結構還是拓展智力的邊界,抑或是改變公眾關于成功的標準,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除非我們明智地從市場個人主義、優績主義向集體智力和共同利益轉變,否則工業社會自身所固有的意識形態和結構的缺陷將阻止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所謂的“知識經濟視野”也將禁錮高等教育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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